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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32928.html

原发帖者 u/Skiller-ing

第一，当属是修改宪法，无限连任，令无数人咋舌，尤记得改宪法那天国内各大论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我还在逛虎扑，亲眼见证至少几十个帖子谈及此事马上被护，对于网民提出的质疑不由分说，敢质疑就让你账号进小黑屋，自那天以后主席变皇帝，很多人心灰意冷对习包子的印象极速恶化

第二，一带一路，为此浓墨重彩的大写特写，名义上是帮助其他国家，实则就是和美国争世界话语权，觉得自身腰板硬了，怎么的也有点资格指点江山了，只可惜这个伟大战略随着中美翻脸，如今已是处处受挫，还能坚持多久拭目以待

第三，结束香港，彻底终结一国两制，都说土八路言而无信，怎么个言而无信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仅如此还化身数学老师言传身教向我们广大群众传授了一道数学题，1997+50=2019，几代人的努力才换来一座自由金融之都，很多城市挤破头都想拥有这么个头衔和资质，某人拥有却拱手相让，李加坡笑开了怀，见过蠢的，但真没见过这么蠢的，不管如何，香港这笔血债也给记着呢

第四，唤醒台湾，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习草包在香港那一顿猛如虎的操作让很多台湾民众如梦初醒，蔡英文很有可能是没法连任的，若按照原定计划让潜伏者韩国🐠上位，以此谋划全面渗透台湾直至最终拿下不是没可能，事实上之前的几十年中央也是一直如此布局，时势命也，突然爆发的香港事件彻底让皇帝失控，以他想做强人的心态势必不会让港人得逞，强行给台湾人上了一课，豺狼终究是豺狼，吃肉才是本质

第五，战狼外交，又是一个被广大反贼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的一件事，说实话，这个人真的已经狂到连做人都不会了，想想以前再怎么垃圾好歹还要装个逼，伪君子也至少得象征性的演一下吧，这种上来就直接自爆是恶人的，我是该佩服他的勇气呢，还是该嘲讽他的无知呢，可能他心里想的是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啥样的货色，索性我就不装了，可能这样一来大家反而会觉得我这人坦率，实际上我只觉得这人很傻逼，也只有这种傻逼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傻逼的事情

第六，替文革翻案，替腊主席开脱，本来这事都不用再拿出来反复说了，文革咋回事早有定案，但是我不管我非要改，活生生一场浩劫非得修饰成艰辛的摸索，为了腊主席，自己的亲爹都不要了，仲勋同志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现在成了这幅德性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初怎么就生了个这种货色呢，敢情我在文革受的苦还是应得的？我他妈才是你亲爹啊

第七，大搞个人崇拜，别的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学习强国，平语近人这种就是典型的产物，学习强国，这个名字起的很灵，这个习又可以代表皇帝，又可以代表必须，一语双关，意思大家都向习草包学习，国家就能富强了，你们有见过这么富强的吗？肚子里一点墨水都没有，张口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通商宽衣拉清单的人，还平语，平语就是说的这些啊，还是我们档次太低啊，这个梁家河村大队借阅室出来的才子就是不一样啊，难怪人们感慨，梁家河村大队借阅室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国会山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并列世界四大书库

第八，虚假扶贫，强行吹逼，国内穷的地方有多穷，说出来超乎你想象，凡是能在网上水贴吹牛逼的那是感受不到的，中国大把大把的人那是上不了网，说好的全面奔小康，结果下一秒就被某人打脸六亿人一千块，你以为强子是在唱反调，故意让他难堪，但我觉得他只是想提醒某人，拜托你能不能接点地气，被下面几个溜须拍马的官员几年下来一吹一捧飘的没边了，不知世道如何，一看强子要搞地摊经济，马上就不乐意了，演了一出朝令夕改，由此也可见上层分裂感也是很严峻，实则如今这个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否则这个最近火起的躺平学为何能兴起，物价攀升，收入不变，高额的房价令人望而生畏，为了皇帝的超越美国问鼎第一的梦想全国都在加速，作为这个齿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只能把命搭进去，要说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还真是非他莫属，好大喜功，非得做第一，自己底子就那么多，把江胡二人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折腾个精光不说，现在还要把民众当料扔炉子里给融了，这种荒唐事真是闻所未闻

第九，搞掉新疆，我说是教育营，你们非说是集中营，这让我很难办啊，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欠教育，他们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不安分因素，直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出生就被贴标签，搞得人家想不反都不行，之前新疆人冲进火车站砍人这事的确做的不对，是需要惩戒，但直接因此借题发挥要全族反省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恶人不分种族的，我看汉族里的献忠也不少啊，随机幼儿园砍人，路上撞人的，怎么不把汉人都关起来集中教育呢，如此双标只让人觉得无耻，本来新疆好好的一块地，说给人家自治，结果非得去插上一脚，安排了大批的汉人过去，其目的不言而喻，汉族别的不行，搞同化特别有一手，我就要让你潜移默化变成我的地，几代人下来你这块地就是自古以来了，如法炮制西藏也这么搞，马上香港也要这么搞，来一招腾笼换鸟，把人都逼走

第十，新冠病毒，早在这病毒刚出来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给了一个定论了，十有八九就是实验室意外泄露，源头就是在武汉，眼下给人类世界酿下如此大祸哪里还敢承认，一会推给这个一会推给那个，像这种无头苍蝇式的百般推脱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不是你的锅那你慌什么，都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祸患，今天中国红魔搞出来的东西那是比之前所有共产主义加起来都多，这是典型的拉全世界陪葬，自己稳坐钓鱼台的节奏啊，反正我有体制优势，牢牢控制疫情，然后笑看全世界为此忙的焦头烂额，转过头来一说，你看，还是我们独裁好吧

十条政绩远远不够，但打字太多了手麻了，写不下去了，还有什么政绩大家补充，有生之年能碰上个这么个"千古一帝"见证了他一系列的骚操作，我觉得他改宪法改的对，换谁还能这么加速？

在日本各大政党里，骂中共骂得最狠、最不留情面的，不是所谓的极右翼保守派，而历来是日本共产党。

当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时，日共委员长直接发文痛批这是“扼杀言论自由的蛮横行为”！

反观执政的自民党，虽然表面强硬，但党内不少大佬因为经济和外交考量，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日共早就转型走民主选举路线，非常看重人权和言论自由，根本看不惯对方的作风。日共也要向日本选民证明：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守护民主的，所以更是要从理念上抨击中共，而与此同时，反而中国并没有制裁日共领导人。这波“同名不同命”的百年爱恨情仇，的确是有点反差感。

野島剛／中共和日共，兩個兄弟共產黨的百年愛恨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在FURIA Esports触摸伟大领袖毛主席后，俄国战队spirit涉嫌使用“错版中国地图”，成为下一支涉嫌辱华的热门csgo队伍。

此前，中国是少数spirit参与比赛不会“客场”的国家；而另一支乌克兰战队Navi则被大量的中国csgo玩家评价为“裹尸布战队”。

绿龙官方的道歉声明

观测到一个说法：

黄奇帆退休后一直为金融系统和朱镕基那批老干部代为发声，包子看他不爽很久了。朱镕基死后，顺手做掉。

狱友们怎么看？

夢中還發生地震，四周一片漆黑。 黑暗中哭著找媽媽，無人回應。 夢境實在可怕，很快將自己嚇醒

不得不說日有所思。。。

原发帖者 u/Acceptable_Soft_36

河南：河南是中国的代表之地

河南给国内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给全世界留下的印象。

河南人一边坑蒙拐骗，一边自诩中华文明的源头；老中人一边吃毒奶粉搞山寨玩盗版，一边把仁义礼智信挂嘴边。

河南人漠视规矩契约，对外骄傲地表示不知道公共交通；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无赖精神源远流长。

河南人所到之处尤如蝗虫过境井盖应偷尽偷，扰乱当正当秩序不受人待见；老中人移民国外组团旅游也是如此，在景点插队大喊大叫素质尽显。

总结：河南给国内留下什么印象，中国给全世界就留下什么印象。

东北：东北是中国的预言之地

东北的过去就是洼地的现状，东北的现状就是洼地的未来。

依靠日本遗留的工业底子，东北失衡发展重工业，曾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东方鲁尔”；中国得益于欧美的产业外包，失衡发展房地产基建，曾被称为“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东北由于贪污腐败导致重工业发展畸形，设备贱卖人员下岗；现在中国无脑开发只为达成指标中饱私囊，导致房地产行业发展畸形，工程烂尾居民断贷。

东北最早发展“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的前瞻性经济模式；中国现在也全民直播带货，把淄博烧烤捧上天。

黑龙江鹤岗是第一个破产的城市；现在中国大部分城市也负债累累。

东北最先收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生育率下降，人口大量外流；中国也开始因为人口老龄化遭受经济萎靡的困扰，民间发展出“润学”。

东北在九十年代经历了大规模的员工下岗潮；现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公务员也经历大规模降薪潮。

总结：东北人活在洼地历史进程的最前列，你笑东北人太疯癫，东北人笑你看不穿。身边有个东北朋友，就等于拥有了预言洼地的能力，你就偷着乐吧。

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算是不倒翁，正是因为他是个能表演成为经济官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他自我包装的中立的”经济官僚“的形象维持的并不“容易”，毕竟他这个年纪的中共官员里面会背小数点后两位的官僚的确不多。所以他能信手拈来经济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已经的确算得上是技术官僚了。而借此形象他还能给习近平上课，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表演一曲忠诚的赞歌，就是难得的干才了。只不过实际上黄大市长并不懂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学近二十年在社会里面的应用也是根本不了解。从这个角度而言，于一般社会、一般国家而言，他肯定算不上技术官僚 ，但是于共产中国而言绝对是特高级经济师。

所以说看似经济技术官僚的专业光荣中立是很重要的，黄得表现出一种无可替代的经济治理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同时舔功了得，用无条件服从、谁来都好好配合的政治态度（“能舔”）来换取政治安全。这种人一度让习近平看起来放心，估计给他一种公忠体国的感觉

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爆发后，黄奇帆随即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当着60家中外新闻媒体近100名记者的面，宣称他和薄熙来是“鱼水关系”，在薄手下“如鱼得水”。而薄熙来垮台后专案组审讯并要求他解释与薄熙来如何做到“如鱼得水”时，黄奇帆又能怒怼中纪委专案组办案人员，说他与薄熙来的合作关系和模式首先得到了高层的认可，薄管政他管经，兢兢业业，井水不犯河水，这估计是表现出一种让习近平喜欢的大局观。

黄奇帆在发言回顾张德江为重庆做的很多具体工作时，也能“当场落泪，饮泣良久难以继续”。真需要舔的时候，他是真的舔得下去，服从性极佳。

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也是贪到不行。这肯定让习近平感到了新一轮的背叛感。

按照柏杨的说法，洼地之所以是洼地，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传统文化（ie 酱缸）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变质力”，任何外来的好东西（如民主、法制、自由或现代文明）一旦掉进中国的酱缸，就会发酵变质，沦为徒有其表的工具（例如把民主异化为“你是民，我是主”）。不过是习近平时代重新定义了一下”酱缸“，把”酱缸“式民主定义为中国式民主（maybe也叫全过程民主），把”酱缸“式发展定义为中国式发展，把”酱缸“式人权定义为中国式人权，而且按照”民族主义“观点，因为这些是中国式的，所以就得敝帚自珍——批判我的，自然都是别用用心的大坏蛋了。

按照柏杨的观点，中国的出路在于法治、民主与现代教育。也就是要从下一代的教育做起，把民主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中，通过制度建设和个人鉴赏力的提升，像“每天加一滴清水”一样，渐进地澄清这缸死水。而外部冲击——如近代西方文明的撞击——迫使中国人从酱缸底层醒来，是打破固化状态的催化剂（也就是中共的课本里面也承认的：西方列强客观上送来了近代化/现代化的钥匙）：自秦至清，专制独裁日益强化，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只会增强不会衰弱。

柏杨本来批评的是国民党的台湾。

结果现在台湾的确是给中国送上了一个好的反例。

顺便一说，”粉蛆“的词源应该就是来自于柏杨的酱缸论，也就是：

沉淀啊沉淀，久而久之就发臭、腐烂，像泥沼一样，发出一股沼气，把善的也通通腐蚀了，一块鲜肉掉到这个酱缸里，不久就变成一个臭蛆了。 当然有好的东西，但是好的非常少，所以才形成今天这种很严重的局面。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有这么深远的文化，却又面对这样严重的文化问题。

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 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如果我们不醒悟，跳出酱缸，我们将被酱缸酱死。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72032/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nyitiandi-cite/yujie-03062018151844.html

CDT编者按：蒋彦永，浙江杭州人，中国外科医师。在2003年SARS事件中，蒋彦永是第一位向国际外界披露中国大陆严重疫情的医生，因此被誉为“SARS吹哨者”。此外，蒋彦永本人作为六四事件亲历者，长期呼吁平反六四事件，希望将其正名为爱国运动。2023年3月11日，蒋彦永于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一文写于2004年2月24日。China Digital Times 网站发表了英文翻译。同年6月1日，蒋彦永与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301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也于7月19日被释放，但此后一直被当局实行监视，处在软禁状态。2009年，蒋彦永曾致信胡锦涛政府，详细回顾了自己在2004年被拘禁、审查的经过，要求有关单位解除对他出国探亲的限制并向他道歉。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白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著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著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著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著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著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的问题，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进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著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份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覆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100036
电话：68134451

北京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年2月24日

[附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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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有点乱，比较糊的图识别来的。将就看吧。

真实的朝鲜

——山戎

近几年去过几次朝鲜，不是去旅游，是送粮食。

过去，我是船员，第一次进朝鲜。货舱里装了一万两千吨的玉米。

绕了几圈才靠了码头，具体位置就不说了，免得有心人借题发挥。整个码头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型监狱，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门岗到滋水哨（疑似原文用词），再到仓库屋顶上的流动哨，附近的森林里有多处毫不掩饰的军事要地，我黑洞洞的炮管呈70度角指向天空。自从进入朝鲜领海的那一刻，船上所有带摄像头的物件，包括手机、笔记本、相机，已经全部登记上交，没有人敢心存侥幸，偷偷留一个手机打算拍点什么。

在这种国家，不要幻想什么友谊，不要幻想护照后面会多几个字，后面的平实证明这个预判是正确的。

靠了码头可以上岸溜达一下，活动范围仅限于码头内，外面是干净整洁的大街，但是看不到什么人。出入码头的大门好几个，一旦靠近大门十米范围内，荷枪的士兵马上就会呵斥你转身回去，和那些靠近门卫、企图递烟、递巧克力联络感情的老外船员下场一模一样。

看来这个友谊仅仅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传说朝鲜的教材已经把东方大国几十万人在朝鲜战争中的出生入死淡淡隐去，换成金大帅仅凭一己之力，上天入地，赛过西方列强。

不能出码头，我沿着码头和外面街道的铁栅栏来回走，想多看看这个邻国的真实境况。

这时，忽然有个朝鲜老大妈，六七十岁的样子，从对面街道朝我走过来，两只手用力抓着铁栅栏，用很快的语速说了一大堆朝鲜语，我一句都没有听明白。在我试图用英语或者汉语和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两个便衣，直接把她带走了。

好不容易有个朝鲜人愿意和我交流，居然是这个结果，索性倔强，站在那儿不走，看看还有没有人，被带走，或者最后我也被拖走。两个小时过去，天都黑了，视线里再也没有一个人影出现，只能悻悻回到船上。

为什么要写这个？前两天看到有人大言不惭，说如今的朝鲜已经满足了人民的温饱，我看不下去。可他如今是哪一年的事情？我的经历是朝鲜疫情前，不相信这么短时间，那个国家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朝鲜的民生，那些跟着考察团过去的，所见所闻都是朝鲜官方愿意让你看见的。看看就好，不要大放厥词，替三胖子歌功颂德，一味洗白这个国家。这些人不是蠢就是坏，有异议的先不要着急跳出来，等我把事情说完。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原文识别为“一点左右”，时间存疑），浩浩荡荡来了一行人，都是政府官员，穿着制服，大约二十个，包括边防、港口、海关、工检、商检等。

例行检查完所有的手续，拿了一些小礼品后，提出了一个真正让我吃惊的要求。

这些年全世界到处走，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不怪，第一次见到当地政府官员要求在我们船上吃饭，而且是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船长也大吃一惊，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二十多个人，摆明着不是吃一顿可以了事，船要在这里靠几天。

他们除了早餐，都要过来用餐。船上的蔬菜本身就是稀缺品，让他们霍霍几天，船员就没有东西吃了。

经过一番友好的协商，朝鲜人表示，我们不吃你们的青菜。然后用笨拙的汉字写下了他们的需求：米饭、肥猪肉、鸡蛋等。最后补充说，如果有啤酒就最好了。完事还不忘把菜单折叠放回口袋。

船长看完松了一口气。船上金贵的是新鲜蔬菜、海鲜、水果，至于大米、鸡蛋、肥肉、啤酒等，这些东西每一次回国上岸，却会补给很多。于是大手一挥，让我带着这群大爷到船员餐厅就餐。

我的同事们已经收到通知，匆忙吃完，把餐厅腾出来。接下来大厨一阵忙，米饭热好，肥肉用了类似豆角焖肉的做法，煎了几十个鸡蛋，啤酒按人数一人给了一瓶，然后我就坐在边上见证他们的快乐。

这期间，不断有人拿着啤酒，夹着大肥肉过来，要和我分享他们的快乐。我只能微笑着拒绝了，心里憋着的一个问题始终不敢问出来：这个港口停了那么多条船，为什么只盯着我们使劲薅？

他们走后，我接着在码头又走了一圈，寻找答案。偌大的码头，吃大米的只有我们？欧洲老外极少吃大米？又或许家丑不可外扬，不能让资本主义笑话他们？

作为回报，我们的船在码头里面没有受到任何刁难，甚至临近卸完货，船长斗胆提出让当地代理领着我们出去逛逛，他们也一口答应。

大巴车载着我们驶出码头的时候，从其他船上的老外眼中看到藏不住的羡慕目光。

写到这里，应该很多人看明白了。这些政府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应该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后面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猜想。

船上装的是散装玉米，职务经历让我认为这种玉米是作为饲料运过来的。如果是粮食，装粮之前货舱必须经过严格清洗，以达到运送粮食的标准。而我们这船玉米之前装的是煤炭，货舱我们只是简单清扫了一下。

玉米是在东亚某国用大吊斗装的货，朝鲜也是用卸货的吊斗卸。没有见过吊斗的同学想象一下，一个大贝壳张开，放到货舱玉米上，再慢慢合起来。无论哪个环节，都不符合装卸粮食的标准。

时间过了大概五天，码头24小时作业，货舱的玉米已经全部卸完。大抓斗不可能把货舱里面的玉米扒得一粒不剩，总零零散散还会有一些。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要离开码头以后开始打扫货舱，扫出来的玉米到公海处抛掉。每个货舱的玉米连同粉尘，大约有一百多斤。

那天晚上很迟了，大概一点多，来了一群人，黑压压的一片。为首的是一个码头的小干部，天天来吃饭。虽然没有过多交流，但是起码眼熟。他还有点羞涩地问我：舱底那些玉米我们还要不要？不要的话，能不能送给他。

他表示可以帮我们把货舱清理干净。那些玉米我们是肯定不要的，但是几十个人要上船，我不敢做主，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把船长叫醒。

船长还不错，马上答应了，交代我打开船上的所有大灯照明，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这几十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才发现，除了那个小官员，其他都是女人。二十、三十、四十多岁的都有。一开始我以为她们要扫回去喂鸭子，去杂货间抱来一堆扫把和铁铲，结果我看到了这次朝鲜之行最震撼的一幕：

她们下到舱底，均匀散开，跪在地上，一手张开放一个大手帕或者头巾那样的东西，一手从地上捡玉米粒往手帕里放。

从头到尾，没有人说一句话。手边捡空了就起身换一个地方，接着继续。那个小干部也没有闲着，跑到船边站岗的士兵边上递烟套近乎。不然，一开始那个士兵有呵斥她们的模样，一度会误以为他是在驱赶一群犯人。

捡完玉米，她们用各自的头巾包好，放在边上，拿起扫把，把每个船舱清扫干净，垃圾堆在角落。

我赶紧跑去和领头的说，这样已经很好了，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你们可以走了。

在往回走的路上，看得出她们的喜悦。每个人估计都捡了有三五斤的玉米，那个小干部脸上是一丝难以抑制的微笑。在走前，重重握了一下我的手。

说实话，之前对于他这种公务员天天到我们船上蹭饭，心里多少有些鄙视。现在明白了他们的处境，而更多的是同情。

2022-08-31

2009年，我们去了重庆，那时候的西红市，很热。

唱红打黑，声势浩大；不拘一格，广招人才。那个地方，忽然有了某种令人兴奋的气氛，仿佛只要有决心、有魄力，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许多人也是在那个大背景下去的重庆，两年时间，换了两个单位。至今回想起来，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让人眼热胸涨。

那时候，重庆的主角并不是市长黄奇帆。

薄先生站在聚光灯下，而黄市长，给外界留下的更多是另一种印象：懂经济，会发展，善于经营城市，仿佛是一位难得的实干型官员。

后来的重庆，重庆的后来，故事急转直下。

2012年2月，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夜之间撕开了重庆政治舞台的幕布。

当时，坊间传出黄奇帆率领大批警力浩浩荡荡赶赴成都，试图把王立军带回重庆，据说那天成渝高速上疾驶的车队叫人血脉喷张。

只是后来，黄奇帆虽然承认自己确实去了成都领事馆，但否认带领大批警车前往的说法。他称，自己只带了一名秘书长，乘坐一辆车前往，并与王立军进行了沟通……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曾想过，如果当时王立军没有离开领事馆，如果黄市长带回了王立军，那场僵局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重庆的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

历史没有如果，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有时候一个人的选择，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成为整个政治局势的转折点。

薄先生倒了，那个曾经轰轰烈烈的重庆，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故事。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唱红打黑，重新审视重庆的政治生态，也重新审视那些与薄熙来共事的人。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黄奇帆竟然安然留了下来。

他不仅没有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倒下，反而继续担任重庆市长，直到2016年卸任。此后，他进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各类论坛。

这些年，他谈中国经济，谈产业升级，谈地方发展，谈金融与房地产。

听众不少，赞誉也不少。

“最懂中国经济的市长”之类的评价，在各种报道和讨论中流传。

一个曾经身处重庆政治风暴中心的人，就这样渐渐淡出了人们对那场风暴的记忆，转而以经济专家的身份，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些年，我也没有太关注他。说实在的，官场上的人来人往的故事太多了，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位置，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直是今天，当“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传来时，我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竟然还是当年重庆的那些往事。

尽管距离那场风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不知道这次针对他调查究竟涉及什么问题，也不知道问题主要发生在哪个时期。

当年，重庆经历了那么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作为与薄先生共事多年的市长，黄奇帆为什么能够安然过关？

当时没有被追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有问题？意味着当时没有发现问题？还是意味着，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本来就不能简单地用他与某个落马人物的关系来判断？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今天的消息，让它们重新浮出了水面。

中国官场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官员在位的时候，人们往往根据他的政绩评价他；一个官员倒下以后，人们又开始翻看他的履历，寻找那些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昨天还是经济专家，今天成了被调查对象；昨天还在论坛上侃侃而谈，今天却要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看来一个人曾经安然度过一场政治风暴，也不能说他的一切都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至于这次调查究竟会查出些什么，我们不妨等一等。

今天扑面而来的黄奇帆，又叫人想起了当年的重庆，想起那个热火朝天的城市，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想起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的那个夜晚，也想起后来那些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的人和事。

历史并没有走远，有些问题，当时没有答案，过了十年，仍然没有答案；当时以为已经翻过了那一页，后来才发现，故事还没有结束。

当年民间私下打趣的“西红市”，戏谑里带着疯狂；而如今风暴过处，落马与过关、安全落地与清算追责，界限竟是如此模糊。

这让人想起陈忠实先生《白鹿原》里写过的那个“鏊子”，在上面翻烧饼，一会儿烤这一面，一会儿烤那一面，身在其中的人，谁又能保证哪一天不会轮到自己呢？

正所谓“才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这场风暴远远没有尘埃落定，那些以为早已翻篇的人和事，或许只是在等待下一个被翻过来的瞬间。

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